文 朱微亮，央行观察专栏作家，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

作为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全球经济的稳定很大程度依赖中美两国经济的状况。考虑到全球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日渐式微，两个经济火车头也面临长期增长乏力的困境，美国是否能够避免日本化的陷阱，以及中国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全球经济成长的关键。

一、全球经济稳定依赖中美经济表现

中美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无论在一阶因素的经济体量上，或者是二阶因素的增速贡献上，抑或是对中心-外围经济格局的稳定器上，两国对全球经济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美元计价，2015年中美两国的GDP总量分别为10.87万亿美元和17.95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GDP的14.8%、24.4%，排名全球前两名。两者合计，近全球一半的经济体量。2016年，中美两国增速基本保持较快，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

按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5年全球GDP总量净下降4.7万亿美元，但中美两国均录得正增加。其中，美国GDP正增加6000亿美元，中国GDP正增加5153亿美元，分别能提高全球经济增速的0.9和0.8个百分点。

从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来看，在中心—边缘的后牙买加体系中，中美两国分别代表世界经济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美国居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并以强大的消费能力为全球提供最终购买力，同时美元作为全球计价货币，源源不断为世界提供支付工具；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国家则以强大的制造能力，消耗劳动力、石油矿山等原材料，向全球供给产品，获取美元储备并以购买美国债券方式存在。

二、多重均衡与经济向下条件收敛

经济增长中的多种均衡理论源于Jevons (1875)的农业生产“太阳黑子”论，被Cass and Shell (1983, JPE) 将该理论拓展。一般认为，多重均衡是指一般均衡模型中完全无法影响技术、偏好和禀赋的随机变量，比如太阳黑子、动物本能、莫名其妙的情绪等等，导致经济周期是由与基本经济因素完全无关的事件引起的，经济会面临多重均衡，产出和消费也有可能随着“太阳黑子”而在均衡之间随机切换，因而经济偏离“最优”均衡路径，有向次优路径收敛的倾向。

现实情况中，经济这种向次优路径收敛的多重均衡，体现为经济向下条件收敛特征。即在技术进步、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指标相同的条件下，初始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差距会不断缩小，并最终收敛到相同水平。但这种相同水平，不是条件收敛于较高水平，而是所谓的经济增长陷阱，包括马尔萨斯的绝对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日本老龄化陷阱等等。

条件向上收敛是非常态，不具有一般意义。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报告指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从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上升到1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平，是个横亘在这些国家面前的“大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101个经济体，几乎同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陷阱”之概率不到13%。亚洲只有日韩新加坡成功晋身发达经济体，诸多拉美国家却至今仍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化陷阱体现在人口的老龄化以及伴生的债务率大幅攀升，经济下行。2016年人口数据显示，欧日人口年龄中位数已经超过40岁，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35岁以上。在消费水平保持不变前提下，老龄人口增加意味着储蓄缺口扩大，国家债务率的上升。一般认为，一旦政府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接近100%，债务危机压力显著上升。目前日本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超过了230%，欧洲各国政府负债率也大幅上升，英国政府负债率大概由70%升至150%。一旦利率上升，则债务偿还压力加大。即便在当前的超低利率环境中，债务利息也消耗了约25%的日本政府预算。

图3  各国人口年龄中位数（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4  2015年G20宏观负债率（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三、美国日本化和中国拉美化风险的几个理由

一是伊斯兰人口相对年轻、出生率相对较高，和全球的民粹化倾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2002年数据显示，在全世界人口中，人口最多的前两位宗教有，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就是广义的基督徒共19亿6599万，占世界人口的33.15％，主要分布在欧美一带，但人口年龄中位数在40岁以上，且生育率极低。希腊生育率为1.3，相对较高，而意大利、西班牙分别为1.2和1.1。伊斯兰教徒有11亿7933万，占世界人口的19.89％，主要分布在中亚、北非等地，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在20岁左右，其中加沙地带人口平均年龄仅为15.8岁，且处于21世纪的新一代婴儿潮阶段。由于缺少教育，缺少工作机会，需要发达国家进行救济，这些人不得不在全球进行移民，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就业、社会稳定等，从而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格局造成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地的民粹化倾向。

《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一书中，探讨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一股强劲的力量使得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脆弱不堪，无力抵抗伊斯兰的进军，其中关键的原因是人口规模的减少、福利民主体制的崩溃和文明的衰竭。人口数量减少导致民主国家比重减少。在美国，政客常常抱怨后代面临父债子还的麻烦，但欧洲是连偿债的后代也不多了。

文明的冲突使得民粹化政权上台几率提升，特朗普就曾将美国的中心外交战略就定位于抵制伊斯兰、中国和俄罗斯的三大战略势力，经济上强化保守主义，全球化战略退潮，大量制造业机会回流国内等。这种措施短期也许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

二是政府扩张与财政挤出，民间资本的创新动力不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 菲尔普斯强调：“中国亟须一场大规模本土创新来帮助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句话同样适合欧美等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在遇到收入增长瓶颈时，社会的各个层级和绝大多数产业都进行了创新，在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引发了其他发达国家竞相追赶并模仿，虽然加剧了竞争，但是这样的“集群效应”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同样中国的多产业创新也将带动整个经济马车前进。目前，本土创新每年为中国贡献2%左右的GDP增长。

2008年危机以来，政府干预的力量明显增强，民间自主投资的意愿逐渐减弱。一方面原因是政府加大支出力度，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减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危机应激性措施以来，2015年开始各国政府又再次加大财政开支力度，财政赤字率再次攀升，欧美以及我国的预算赤字率均超过3%。

特朗普的财政扩张计划包括，增加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增加军费开支和废除奥巴马医改，这可能在未来10年每年带来超过3500亿美元的开支，占现在开支的四分之一多。与此同时，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承诺“不要触及”社会安全或者削减医疗开支。

另一方面是宏观税负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边际成本上升。中国的私人部门总税收占利润比重由2012年的63.7%升至2105年的67.8%，美国该指标则基本稳定在44%左右。中国全社会（不含农户）投资增速由21世纪前十年的20%以上降至2015年的12%，美国投资增速由21世纪前十年的5%以上降至2015年的1.82%。

三是贸易的碎片化与全球价值重估，美元升值或者人民币贬值都与本国产品竞争力下降互为因果。在上轮WTO框架中，发达国家认为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优势，大量的海外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特别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以中国为首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全球化也没有得到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升级，更多透支了经济的增长，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现在全球更多采用区域化方式，总体贸易制度呈碎片化，已经有400多个RTA签订贸易协定，割裂了现在全球产业化的价值规定，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

贸易碎片化对全球贸易金融结构冲击很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少，既要面临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高端挤压，又要面临新经济体内部的追赶，被动产业升级或者“腾笼换鸟”，但有可能笼子腾了，鸟却不一定飞过来。以巴西为例，2015年，罗塞夫政府为了应对赤字高企，开始施行大规模紧缩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症状，但因“紧缩”本身就会冲击经济，加之政府试图以提高税收为手段保障社会福利和扶贫计划，激起了企业界极度反感。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饱受打击——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基础加大背离，企业负担苦不堪言，进而殃及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全面衰退，汇率大幅贬值。2015年包括巴西、俄罗斯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原来外汇储备比较高的国家，都出现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减少，全球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是负增长的，是20多年来首次。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日子也不好过。2014年以来，FDI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弹。2015年达到1.76万亿，同比增长38%，55%的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与金融危机期间流向新兴经济体趋势相反。这些所谓“绿地投资”的抄底资金，加大发达国家货币的升值压力，对所谓的产业回流计划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恰恰是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失去了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四、中美合作共赢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

2009年，在上海回答青年人的提问时，奥巴马提到中国和美国要“要承担做领导的责任”。此话一出，讨论了很久的“中美共治”、“G2”等说法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结盟的开放心态以及所处的历史经济阶段不同，中国不会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名乖宝宝。但在经济上，中美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两国的合作共赢是世界灿烂21世纪的基础，也是避免美国日本化和中国拉美化的关键。

一是中美发挥全球经济供需两极的核心作用，完善中心-边缘的经济竞争格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表测算，1978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8.2%；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到了相当于美国36.8%的水平，与美国的水平还差63.2个百分点。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这样的差距，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作为需求的主体，中国等制造业大国仍然作为供给的主体，中心—边缘格局下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美元和人民币作为全球的商品货币和储备货币，分别在贸易项和资本项占据主导地位。在SDR货币篮子中，人民币在SDR篮子中的比重为10.92%，为第三大货币。美元比重将从41.9%降至41.73%；欧元从37.4%降至30.93%；日元从9.4%降至8.33%；英镑从11.3%降至8.09%。人民币作为第三大货币并不表示，在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全面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但是考虑到我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3.96万亿美元，高于第二位美国14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量11.9%。），在贸易项下，人民币在全球商品结算的作用需要得到重视，应该成为与其他资源国、商品进出口国的贸易结算货币。

三是中美两国合作创新是打破全球经济向下收敛的利器。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创新驱动而不是投资驱动或者要素驱动才是打破“全球平庸增长”魔咒的关键，工业革命后的两百年历史中，创新拉动GDP增速年化接近1%，也就是不考虑其他要素增长，每隔70年左右，全球经济将翻一番。当前，美国具有全球一流的教育科研和培训资源，中国具有数量最多的高素质人才，两者资源和人力结合能产生远大于1+1的效果。

为了做到经济上合作共赢，这需要中美两国人民具有历史担当，在政治上求同存异，相互关切对方的核心利益，在军事上开放合作，不谋求对抗和相互冲突。